1951年6月11日，南京雨花台宝林寺后山，上海市公安局人员陪同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，寻找失踪三年多的卢志英。 那天，任宗炳指认了埋尸位置。公安人员向下挖掘，很快发现三口并排的薄皮棺材。棺木早已腐朽，里面只剩散乱的骨架。 这不是普通的遗骨散落。技术人员判断，三名死者生前很可能在棺材中挣扎过。也就是说，敌人当晚并没有真正将他们“捂死”，而是把昏迷中的人装入棺材，钉死棺盖后埋进土里。 张育民站在一旁，必须辨认其中一具遗骨。她没有凭衣物，也没有凭随身物件，而是从牙齿特征确认了丈夫卢志英。另外两人，则是《文萃》周刊编辑陈子涛和骆何民。 关于这段历史，时间需要说清楚：卢志英并非1948年才被捕。1947年3月2日，他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，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随后也被抓走。1948年12月27日晚，三人遇害。标题中的“1948年身份暴露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指他身份暴露后的最后阶段。 卢志英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，曾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西安等地建立联络网络。他不以公开身份出名，许多时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商人、军官或普通职员，真正的任务隐藏在这些身份之后。 1934年，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，制定围剿中央红军的“铁桶计划”。卢志英当时打入莫雄的司令部，接触到了这份绝密文件。 计划涉及兵力调动、封锁线设置和推进路线，文件分量很重。莫雄将材料交给卢志英等人后，他们连夜提取要点，并把重要内容密写在学生字典上。 项与年为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，打掉门牙，化装成乞丐，终于在1934年10月7日抵达瑞金，将情报交给周恩来。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行动部署。红军能够避开敌军合围，与这份情报有直接关系。 卢志英的经历，并不只是“潜伏高手”四个字能够概括。他出生贫寒，早年曾投身军队，亲眼见到军阀混战，逐渐认识到单靠改换将领无法改变社会。1925年，他在新疆参加兵运工作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张育民同样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伴侣。她幼年被裹小脚，曾被包办婚姻束缚，后来离家到西安寻求妇女解放。1926年，她进入中山学院学习，参加妇女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大革命失败后，张育民曾在枪杀现场死里逃生。与组织失去联系后，她到蒲城县第一小学教书。听说驻军关押着三名共产党人，她利用给师长女儿补课的机会，设法拿到钥匙，救出了被捕同志，其中就有卢志英。 卢志英脱险后，化名写信向她道谢。张育民回信说：“希望你们过桥过水，扶我一把。”后来，两人在北平重新取得组织联系。1928年，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，周恩来、邓颖超还送给他们一对绣有“伍、邓”字样的鸳鸯枕套。 婚后生活十分清苦。为了给地下工作筹集经费，夫妻俩常常节衣缩食，甚至轮流吃饭。张育民在医院工作时掩护同志、保存文件；卢志英则辗转各地搜集军事情报。两人的家庭，从一开始就与秘密斗争连在一起。 抗战时期，卢志英曾在上海经营面包厂、咖啡馆和三轮车制造厂，将这些场所作为联络点。他还利用与日本海军军官保岛的关系，为新四军筹集药品和武器。1941年后，他奉命重返上海，继续建立军事情报系统。 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接收上海，地下斗争更加危险。卢志英通过旧日关系，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，借此把国民党方面的军事部署、兵力和装备信息送往解放区。 叛徒张莲舫的出卖，使这一切暴露。1947年被捕后，敌人用黄金收买、亲属威胁和酷刑审讯，仍未能让卢志英开口。被押到南京后，他与妻儿关在一起，还耐心教导儿子卢大容：“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要有本领。” 1948年12月27日晚，卢志英、陈子涛、骆何民被特务用药物弄昏，装入三口棺材，运到雨花台后山。特务以为钉上棺盖、埋入土中便能掩去罪行，却没有想到三年后，公安机关会重新找到他们。 遗骨确认后，三位烈士被重新入殓。南京各界举行追悼会，灵柩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。华东军政委员会研究后，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，毛泽东为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0号烈士证书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