借用一句广东俚语：做人（平台）如果不努力，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。闲鱼涉黄，十年了，该到不破不立的时刻 9月21日，“闲鱼涉黄”话题冲上热搜第一。据河北经视记者暗访发现，平台上一些客服的个人信息里写着“处宝可约”，可供“预约”的女孩最小仅14岁。闲鱼随后回应，已成立专项小组，今年1月至今冻结了98358个色情引流账号。 对于无孔不入的涉黄信息，闲鱼似乎有理由说自己难。 C2C模式跟自营平台是两码事。电商平台的自营商品，入库前要过质检，商家想上架必须先提供资质证明。闲鱼上每个用户都是潜在卖家，注册门槛低，发布自由度高，海量商品里混进几条暗语，审核系统很难做到零漏网。 涉黄团伙又很狡诈。他们在站内用“上门健身”“游泳教学”这类正常名义发帖，配图打擦边球，真正的交易引导到微信、企业微信完成。所以闲鱼自己的声明称，色情交易的核心环节发生在站外，平台够不着呀。 但“难管”和“管不住”之间，有一条线叫“尽力”。闲鱼说自己尽力了，十年来的记录却不太支持这个说法。 2016年，记者暗访发现同城陪聊明码标价。2019年，《人民日报》直接发问“二手平台怎能沦为色情交易便捷通道”。2024年，“二手空调”“捷安特”成为涉黄信息暗号。2025年，央视曝光“举牌”交易中涉及未成年人。2026年6月，澎湃记者花8元买到涉未成年人的写真。 十年来，重量级媒体一轮接一轮的曝光，监管部门也多次介入。按照我国平台监管的逻辑，平台经济反复积累的问题，迟早会触发更大力度的动作。 网信部门手里有现成的工具。2025年9月，国家网信办查处今日头条和UC，给出的处置是“约谈、责令限期改正、警告、从严处理责任人”。这四种手段可以单独用，也可以叠加用。 对于闲鱼，考虑到问题的反复性和未成年人元素的出现，后续可能面临的不只是约谈和警告。责令限期改正意味着必须拿出可验证的整改方案，从严处理责任人意味着高管可能被追责，如果再严重一步，暂停相关功能、下架应用都是选项。对一个日活数千万的二手交易平台，任何一项都会直接冲击商业基本盘。 闲鱼靠C2C轻资产模式起家，该模式给了它巨大的红利。平台只做信息撮合，边际成本极低。在集团体系内，闲鱼长期被视为流量入口和用户粘性工具，商业化的压力相对较小，这反过来也让它在治理投入上缺少足够的紧迫感。 但轻资产不等于轻责任。全球范围内，针对C2C模式的监管趋势都在收紧。 欧盟《数字服务法》要求超大型平台每年接受独立审计，评估系统性风险，不达标可处全球营收6%的罚款。 英国《在线安全法》规定，平台如果让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，高管可能面临刑事责任。 就连一项标榜对互联网经济最为宽容开放的美国，虽然以Section 230（第230条）保护平台，但近年来针对儿童性剥削内容的立法不断收紧，平台免责的空间在缩小。 国内的风向同样也是朝着这个方向。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明确平台负有“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”，要求建立用户注册、账号管理、信息发布审核、实时巡查、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。 2026年7月公开征求意见的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一步提出，要补齐新业态治理短板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。 立法方向其实已经标明了监管层的态度：C2C平台不能永远吃模式红利，而不承担相应的升级成本。 C2C平台因为履责不到位被重罚，国外已经有先例。TikTok在欧盟因未成年人保护不力被罚数亿欧元。 国内也有判例：2024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一起涉未成年人黄谣案件，某社交平台因未及时处理侵权信息，被认定“知道”违法信息存在而未采取必要措施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从法院判例来看，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信息，平台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。 回到闲鱼。涉黄治理真的没有办法吗？ 闲鱼现有的“前置识别、即时处置、警企联动”是基础动作，但可以做得更细。 比如，行为模式识别，如果一个账号频繁发布不同城市的“上门服务”类商品，引导用户加微信的比例异常高，这种模式比具体词语更稳定，更容易被算法捕捉。 平台还可以设置独立举报通道，安排专人优先处理涉未成年人相关举报线索，和公安、网信部门建立常态化线索移送机制。 站外引流是难点，但可以做跨平台联动。闲鱼在声明中呼吁同行联合行动，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但呼吁停留在表态层面，实质性的数据共享机制需要主动去建。 需要提醒咸鱼的是，在各类涉黄风波中，最麻烦的是此类涉黄信息中的未成年人元素。“处宝可约”“最小14岁”这些信息一旦坐实，性质就变了。 民事层面，如果有未成年人通过闲鱼平台被引流至站外遭受侵害，平台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更高注意义务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一旦家长起诉，几乎百分百胜诉。 行政层面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平台不得制作、发布、传播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。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要求平台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，发现违法信息立即处置。如果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