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李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21 年，我写过一篇推文：“”那个时候似乎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，但也因为足够模糊，让我一直未能放下。过去5年，我一直间歇性地思考这个问题，期间也发了两篇学术论文（、），今天未必想透了，但以5年为一个时间契机，也促使我把思考记录下来。 有人可能会问，这不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问题吗？相关解释已经很多了。不过，寻找出生育下降的原因，与追问社会发展为什么会走向超低生育，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问题。我想知道的是，那些看似分散的变化背后， 有没有更基础的演化动力机制 。这不仅是智识上的追求，更关系到我们怎样理解政策的作用、制度的出路，以及人口的命运。当然，要说清楚后一个问题，还需要从前一个问题说起。 壹· 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 对于这个问题，已经有相对清晰结论，如果用更系统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，可以依据学科视野划分为三个解释层次。人口学最为关注的是行为层面的直接因素。通俗点来说就是， 不想生、不敢生、不能生 ，体现为生育理想和意愿双双下降，婚育一再推迟，结婚越来越难（在中国生育还是主要发生在婚姻的框架内），以及生殖力的下降。 再往下问就涉及行为背后的决策机制，也是传统上经济学的领地。经济学的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两条路径。 第一条是成本 - 收益问题 。无论是早期的孩子的数量—质量置换、财富流的逆转，还是近些年热烈讨论的工作-家庭冲突下机会成本的损失，以及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和军备竞赛，都指向了同一个故事——养孩子的代价太大了，负担超过了收益。 另一条路径则是预期问题 。经济的波动、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，都影响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，进而阻碍其结婚和生育的意愿。 但为什么养育的成本与收益会倒挂，工作与家庭会如此冲突？ 社会学把问题带向了文化与制度 。物质生活改善后，人们更看重自我实现；流动和城市化，也松动了乡土社会对婚育的约束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化、就业市场重塑、福利退缩和教育扩展，改变了人生的节奏与成家的条件。女性走进职场，家庭中的责任却未同步调整，两头的拉扯进一步压低了婚育意愿。 贰· 《生育制度》与生育的社会结构 这些解释已经相当丰富，然而还能继续往下追问吗？因为它们都还没涉及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一点，直到去年重读费孝通近80年前所著的《生育制度》。费老开宗明义：“ 人口的消长并不是自然的生物现象，也不是食料的多寡，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 ”。那么这个社会结构是什么？ 费老说，是围绕社会继替需要所建立起来的生育制度。 社会是分工合作的体系，位置会空出来——人会老、会死——必须有新成员顶上去，这叫“ 社会继替 ”。但社会的需要不会自动变成个人的动机，生育是典型的“损己利人”，光靠觉悟行不通，必须造出一套制度来约束，让个体不得不做，甚至主动想做。在费老看来这套制度包括由婚姻所确定的双系抚育、家庭的三角结构以及亲属扩展原则等。 虽然费老的重点在于刻画传统社会生育何以维系的问题，但社会继替这一概念给了很大的启发，让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向那个根本性的演化机制问题。 叁·身份社会的生育结构 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·梅因有一句著名的论断：“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，到此处为止，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。”梅因这句话背后隐含着社会继替原则的根本性变化。 在传统社会里，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社会分工。一个家庭做什么、处在什么位置，往往相当稳定。子代接过父代的土地、手艺和关系，也就接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。你能成为谁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在哪个家庭。 社会继替循着家庭展开，身份规定了一个人享有的机会，这就是继替的身份或者机会原则。 需要认识到，这不只是伦理安排，更是一种生存结构。农业社会里，土地、技能、社会关系都握在家庭手中。职业世袭，养老靠子女，个体很难脱离家庭独自存活；反过来，家庭的兴旺完全依赖人丁——没有人，土地无人耕种，手艺无人继承，家族的位置就会坍塌。于是 个体与家庭构成了一个“生存论共同体”，生育就成为一种生存理性——将个体与家庭的繁荣机会紧密绑定 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“、“多子多福”自然成为由生存逻辑衍生出来的价值观，又反过来约束个体行动。 在这个根基之上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支柱，即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性别协作体系。在传统社会，女性从出生起就注定成为妻子和母亲，否则很难生存。在今天看来这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性别不平等， 但在农耕社会的技术条件下则是一套高度互补的生存方案，生育和抚育的成本在这种分工里被消化掉了 。 肆·契约社会的“破坏力” 工业革命及其相伴随的现代化对社会结构最大的影响，是把生产资料从家庭手里拿走、放进工厂，把技能从代际相传变成学校里标准化的知识。个体第一次可以脱离家庭，凭能力换得生存。社会的法律、社会保障、教育，也越来越多地以个体为单位运转。 在这样的社会， 决定个体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位置